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的成效，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l393年之间，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家族首长。其检举之程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是否有真情实据不说，只是刑狱的范围只有越做越大，与谋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罗致愈多，和主犯曾有来往也是有罪之凭据，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地（专家曾作估计，因这样的检举而丧生的不下10万人）。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

    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这国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所谓“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必要时也可以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代曾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俾斯麦曾认为德国经他经营，至19世纪末年已达到饱和点，因之此后不再拓土。而500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民一律不许泛海。不过与外间各国接触并未完全放弃，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夷进贡的名目进行，仍继续不断，只是监视得严密罢了。面对北方的防线，修筑“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之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明代遗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所建，上面的碉楼则系16世纪由另外一位明将戚继光新添。对于此时尚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新皇帝另有指令处置：他们不得同种互婚，亦即是婚嫁必以汉人为对象，违反此令的查出受鞭挞八十次后发放为奴。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困地耕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所谓各“卫”及“千户所”，即等于各团营之司令部，既配置于边防线上，也零星搁置于内地。各“所”有指定的“军户”，永远保持兵员不会欠缺。作战动员时，等于师旅之战斗序列即由以上各单位抽调编合而成，视需要的情形而定。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170万至200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是，使一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

    明朝的财政

    朱元璋另有一套设施，是关于财政与税收，其关系更为重大。经过他4次政治上的检肃之后，全国确实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一般土地税的税则至轻（虽说地区间的差异仍是很大），征收时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不过税率虽低，纳税人由各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之下，有向国家指定之仓库交纳之义务，这些仓库有时在边区远处，而且政府衙门所需要的诸般服务也不长久地隶属于各单位，而是以无给制向民间征用，例如衙门内的传令、狱工，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官方旅行，也由民间支应，全国有上千的驿站亦即是招待所和中继所，内有交通工具及食宿的诸项设备，只要有兵部（军政部）颁发的勘合（公事旅行证券），则各驿站有招待的义务，而被指派的民户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