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观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种原则与程序全部抹杀置之不顾。也因为这说法具有道德的含义，加上技术上的困难，使人不便将整个问题分析清楚，忽略了其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发展。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正如上面已经说过，600年来基本的农具仍是一模一样。另一方面，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分配。这三个条件能够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机关强制执行。所以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个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务互相交换还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须有维护这种制度的赞助者、法官和警察。我们只用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财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断言，第三帝国既无力也不愿尽到这样的责任。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也值得批评。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先后停滞到好几百年，实际上在这段长时间内，中国经过好几次政策的改变和反复。远在11世纪，王安石就决心将宋帝国财政片面地商业化。不幸地，当中一个失败的原因，却正是由于他的规划缺乏商业资本和民间的支持，当时惨痛的结果，历久而不能忘。这财政之展开既无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贡献任何对策，至明朝才打开僵局，其办法却是大规模地全面退却。从此中央政府不再亲身只手去掌握各种财政上的资源，而用预算及限额去节制其抽取与支用。政府本身不与经济上最前进的部门发生关系，而且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清朝虽然也无意于改革，但到底将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弹性的管理法规稍微放松，例如让较多的货币流通，在某些条件下，对财政采取现实的态度，不完全期望官僚克己从公，开放广州的海禁等。然则大体上讲，全局已定，也无从推翻。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地缘因素

    这是谁的过失？我们是否要责备宋代的改革者，他们过于轻举妄动？要不是他们的失败，何以1000年后，无人再敢尝试以货币为管制的基础？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顾到战胜取功，而未将中国本部构成一种系统？是否我们又要谴责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对宋朝的失败反应过甚，因此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