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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89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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