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或者喀尔文派的定命论，或是马列主义、《毛主席语录》，都可以在背景里退去，成为文教上的影响力量，而不致成为令人畏惧之鞭策。对中国人和世界，这是一段良好时光。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马桶，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

    可是有思想的观察者不会忽视当前问题之存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以及如工业化和保护环境之冲突等基本问题绝不会因革命成功而扫除。自然之灾害仍将不断发生，虽说救灾的能力已较前加强。中国经济完全由货币操纵之后，先进国家繁荣及市场不景气之周期也会随着发生。虽说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应有一个极好机会在“已有的”和“尚无的”国家之间做和事佬，调节折冲，可是它也可能在两方之间同被排挤。工业先进的国家可找到很多借口抵挡人民共和国廉价而有技能之劳动力；而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则用各种教条，指责北京之侵略性。这侵略性之趋向与中国文教传统无关。从一个以农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没有人能缓叙其间之全部可能性。我们说中国已经过一种突破，不过指出先前若干无力伸展的地方今日已不存在，以前若干掣肘的障碍现已克服。一个新国家之行动自由必会展开一长列的可能机缘。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以防备事体可能之逆转。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其用途有如道路上的指路碑，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