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有心计而带侵略性的地主能在约十余年内将其地产租金增加至4倍；无法增加的则全部冻结。有些地主令抄本产业人及租赁人接价之后退田；也有地主始终找不到手下的佃农。

    这样杂乱无章的局面使若干投机者旦夕成为巨富，也使很多人江河日下。所有佃农虽有对土地之使用权，但法律上的地位不明，惶惶不可终日。这显然不是保持社会安定的办法，更谈不上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对付一个极端带竟争性的新世界。

    如果英国此时集中于食品之生产，专门对付国内及内地的需要，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那样则商业可以归纳于沿海都市之中，不和内地关联。可是英国的出口大都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织品占输出物品75％至90％之间。牧羊业使英国农业与商业关系至深，对海外市场价格的变迁极度敏感，也与外交情势发生关系。更因国际贸易之展开，17世纪国内的贸易也有平行的发展。内战前夕，许多循行各地之商人经常来往于内地次级城市，负贩则及于各村镇。

    司法制度缺少统一性，增加了全国的不安成分。所谓习惯法者，根本是农业社会之遗物。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给自足为依归。这已和17世纪的情形极不相容。所谓衡平法（equity）本身并非法律，只是它认为法律务要使两造感到公平（equitable），也受罗马法及寺院法的影响，此时只能行于国王直辖之特权法庭。

    在以上情形之下，国王被迫增加新税以支持海陆军，因之以对付新问题并且扩大行政范围，全国意见分歧。很多的争执与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结在一处，也掀动了不同的情绪。教会内外的纠纷，源于都铎王朝执行宗教改革后迄未成定局，只有使争端愈为尖锐化。也就是说一切都已投入一个大熔炉里。

    这样的情况不是上端有了变化，诸事即可解决。当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突破。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

    当1689年威廉和玛丽，亦即荷兰的王子和英国公主出身的王妃同为国家最高主权人时，重新构造全国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几十年来的混乱已使全国土地一般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陶尼（tawney）所说土地换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状来得省费。一个实地上的测验来自1692年。当日土地所有权已经过如是之进体化，是以新收土地税用不着包税人。因为如此，新税以中央管制的办法征收，得款每200万镑，全部缴入财政部（Exchequer），此为前所未有，税收亦超过历年各项收入之总和。

    自特权法庭被国会取消之后，习惯法法庭即以试验性质施用衡平原则作判案的一部分根据。最初不过是承乏的办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脱离了凡事都是临时的观感。这两种法律的并合，已为日不远。1689年贺尔特（Jo）为首席法官，他指示以后习惯法处置商人案件时概照商业习惯。这对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极大影响，尤其是关于遗传典当、动产处置和不履行契约之赔偿等。

    事实上奥伦治家的威廉对英国事物没有深厚的兴趣。玛丽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名，不过是个凡事依从的妻子。他们可以被拥戴为国王与王后，无非表示下端的改组已大致安定。这时，元首对国事缺乏成见反可视作一种长处。有了这样的改组，国会至上至此成为事实。私人财产权被确定，也成了新政权的施政逻辑。内阁制和两党制出现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矿法（Mines Royal Act）取消了国王自所有矿砂内提取金银的特权。过去这规定阻碍着工矿的发展，新法案对新投资极有引导力。次年再有英伦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