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前者的自觉与后者之解放尚不是这群众运动之终点。最后之目的在使全国接近世界标准，能在数目上管理，扩大这国家功能上可活动的程度，也增迸它结构上的实力。

    以这样的眼光看来，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蒋曾受无数指摘。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全部维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项批评都有相当真实的成分，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错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径的讲出应采取的路线。事实的发展表示着各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无法避免。如果另有较好的方针，中国人不难另选贤能。一个现实的证据是周恩来1927年被蒋的部下拘捕于上海，生命几遭叵测。可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周又周旋使蒋被释。

    看来责骂蒋介石容易，表扬他的成就困难。我们也无从对蒋的言行一句一事无选择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蒋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着一个极为伟大的群众运动，有了这运动作基础，才可能有日后的人民共和国之产生。要是忽视他的作为的积极性格，则任何人无从以技术角度解释何以中国在80年代和20年代会有如是剧烈的差异。

    为了保持历史上的连续性，我们尚且要承认中国帝制被取消之后军阀割据不可免。蒋收拾着留下来的残局，只能兼容并包，无从凭己意区分去留。他以黄埔毕业生造成部下主力，于是将各省区间的强人和政客拉拢过来，构成一种人事上的团结。此间应值得注意，这批强人也没有落地生根在下层获得选民支持。缺乏财政能力是蒋的另一弱点。中国在帝制时代向来无力动员全国上下一致成为一体和外强作战，或与类似的国家作经济上的全面竞争（在这条件下，中国在20世纪和英国在17世纪初期相似）。对日战争爆发前10年，国民党之南京政府获得关税自主。创立了一家中央银行（事实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分担应有的央行业务），利用关税、盐税和烟酒税支持整个新体系。再有收支间的不平衡，即靠国内发行的公债弥补。即算有了上述的举措，抗战前夕国家总预算尚只有12亿5000万元。以当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计算，为美金4亿元。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仍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

    蒋介石全靠这组织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从，成为中国之希望。也因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军人，终有全面武装冲突。他也明知中国无力单独取胜，必须倚借外国援助。在采取这立场时他只是无可如何，批评者也不应就此指摘，因为他与当日同盟国家的领袖邱吉尔、戴高乐无异。只是战局结束后他没有将欢乐带及于援助他的人。相反的，与他结盟成为一种累赘，也成了一种羞愧不能告人之处，因此他一直没有被人宽恕。将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残暴、贪污和无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国人能想起，以每一援华之美元计，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为一种廉价的买卖。如果将国民党奋斗的长期结果综合看来，观察者应有与杜鲁门和马歇尔在日不同的看法。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这政府纵有各色各样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的关头里获得百余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

    现代战争有一种特性通常尚为交战国忽视。全面动员极端讲求效率之际，战线之后方常产生一种重新改造社会的运动。一经掀起，这运动不必与双方宣战时之目的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