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的人被当场打死。可是这一切也还不过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稳定，整个地区也在掌握中，另有一批新干部进入。过度的行为被检点；对过去之事寻差报仇也不再继续。村民开始行使他们的选举权，整个地区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也开始露白。所有党员都要一一在人民面前对账，称为“过关”，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为共产党员，或也要改造学习。各干部将马克思的劳力价值说（一切价值出于劳力）教与村民。重新分配土地时固然视家庭内之需要，也顾及其已有之劳力。事无大小，共产党员均不厌其详的一一区分。其所作调查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用道德规劝的时候也贯穿各人良心。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实令人惊讶。读《翻身》，一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卢梭所谓“高尚的野蛮人”在此时出现，也开始组织他们的“社会契约”。主要的行动全经过协定，详细规划，初步试验、修订，付之实施、重新检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数。在村庄之外，地区工作人员检讨他们的工作时，其扩大会议可以纠集到几百个代表讨论上好儿个星期。韩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会议，有1700个代表参加讨论了85天。

    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之后，不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它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某些单位等于选区。有了这样的力量摆在他们后边，中共从此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已无实质上的困难。国民党军所辖疆土日蹙，防线也愈退近各市区的城垣。

    1950年间的成功，加上与美军作战至少也打得一个平手，大为增进了毛的威信。经济方面的成功也不难道出：1949年以前中国可谓有三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东北原来有“日满鲜”体系，东北的生产和分配只向日本与朝鲜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经济大体向外，由国际力量支配。中国内地既为农民丛集之区，一向被遗弃如孤儿。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三位一体，全部经过共同管制。苏联援助数量极为有限，但是无耗费的放在有效之处实施，也发挥了功用。农地集体化，除去了当中的阡陌，减少了荒废，也节省了人工。中国的工业本来就级位低，又受多年战争损坏，所以经整顿培植，新状态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条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环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条件或已用尽，或无从继续。

    在这关头，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显示他以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问题都可解决。“后院炼钢”成为一时风尚。当各种事业缺乏资本的时候，毛认为，鼓足干劲，筋肉上的额外付出能创造资本。当经济内服务性质的事业用到尽头时，他认为即地生产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规避科技之需要。这样一来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原始经济，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过限度做到极端。他力之不及，则虽必需却令其付诸阙如。自此，这些原始的细胞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无法利用。这和现代经济原则相违。后者抓住各地区和各因素间之不平衡，将一种互为协定的办法使一切整体化，而在更大的地区及更高的层次取得平衡。大跃进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少奇指摘毛泽东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①。

    『①这批判由中共中央1958年12月10日的决议提出，原文载《人民日报》，英译见（Dan N. Jacobs and ed Documents［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