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喘气，刚刚赛完足球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假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美国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可是从她的眼睛，你看得出，她很稚幼，才十六岁。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串小猪出来遛达。海风挟着咸腥味，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五年后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灿。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那时，已经二十三岁，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人家的锅碗瓢盆、竹凳

    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塭里的鱼虾也成群结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的尸体。整条街充斥着刺鼻的腐臭腥味。炎热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难说是自然的消毒还是加速尸体的腐化。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表演”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家带着凳子和扇子去广场上看戏，年轻人却在家里背书，准备永无歇止的考试；歌声从劣质的扩音器传来，日日夜夜像轰炸般无从躲藏。

    要不然就是在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飘着一股尿臊，揉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大声地说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你知道，我们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所以人们就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七零八落的东西满天飞。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里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烧废弃的电缆；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我们每天穿着白衣黑裙，而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就等于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

    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满到你根本看不出里头有什么。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可能还附带卖斗笠和塑料雨鞋。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湾。你或许大吃一惊，说，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