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给儿子的信：为孩子走路

    亲爱的安德烈，菲利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游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湾的县市选举；选举结果，执政的民进党以一种你可以说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区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游行里，你记不记得其中一个旗帜写着：“台湾同胞，我羡慕你们可以投票！”

    和菲利普参加过两次七一的游行，一次六·肆的静坐纪念。（这也是你怀念香港的部分吗，菲利普？如果是，下回法兰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你会去吗？）香港人还没学会台湾人那种鼓动风潮、激发意志的政治运动技术；如果这四公里的游行是台湾人来操作的话，会很不一样，台湾人会利用各种声音和视觉的设计来营造或者夸大“气氛”。譬如很可能会有鼓队，因为鼓声最能激励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只是安安静静地走路。

    和你一样，最感动我的，是那么多孩子，很多人推着婴儿车，很多人让嬉笑的儿童骑在自己的肩上。问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我在为下一代游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充分体现在香港人身上。

    他们游行的诉求，低得令人难过：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们只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个时间表，只是一个时间表而已。他们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让我们普选”，他们只是要求，“给我一个时间表”！

    在我这外人看来，这是一个“低声下气”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个诉求太“过分”。

    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是理性温和的，他们很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情。我也一向认为，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实施民主，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台湾的民主没有“品质”可言），因为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是民主两块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给了我新的怀疑：

    温和理性是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外在体现，在民主的实践里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湾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么“温和理性”的，因为他们是经过长期的“抗暴”走出来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国民黨高压统治的“暴”，现在又抗民进黨无能腐败、滥用权力的“暴”。在台湾，愈来愈多“温和理性”的人民，但是他们的“温和理性”是在从不间断的“抗暴”过程里一点一滴酝酿出来的。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受过伤害后的平静。

    香港人的“温和理性”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抗暴”；他们既不曾抗过英国殖民的“暴”，也不曾抗过共產黨的“暴”。在历史的命运里，香港人只有“逃走”和“移民”的经验，没有“抗暴”的经验。他们的“温合理性”，是混杂着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教养”训练和面对坎坷又暴虐的中国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温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质上，MM觉得，和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台湾人常常出现的粗野，其来有自，香港人从不脱线的教养，其来有自。

    这样推演下来，我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

    香港人的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没有民主而你要争取民主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个巨大的、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这种英国下午茶式的“教养”和中国苦难式的“无可奈何”，有多大用处？

    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安德烈，菲利普，你们说呢？

    至于大学，安德烈，你说在香港，“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老实说，我吓一跳。大学成为一个技术人员的训练所，只求成绩而与人文关怀、社会责任切割的现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