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个难民家庭，从中国流离迁徙，一贫如洗。一直到 1970年，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因此阿姆斯壮1969年的登陆月球，这个17岁的台湾少女是没看见的。台湾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济对象。“美援”，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乡村天主教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你，上面有马槽、婴儿，还有肥胖可咬、长着翅膀的天使。二是铁罐脱脂奶粉。三是面粉麻布袋。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于是你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穿着面粉袋恤衫”，胸前还印着两只大手紧握，写着：“中美合作，20公斤”。不是“马铃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亲是“面粉麻布袋”的一代。除了面粉袋恤衫，18岁以前我基本上只穿过学校制服。别以为是英国学校那种表达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领带和皮鞋。我们穿着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极简美学”的原始来处了吧？）。裙长超过膝盖，要受罚；发长超过耳根，要受罚。我的兄弟们穿的是卡其裤和白上衣，头上顶着军警的大盘帽，帽子里是剃得发青的头。外国人来台湾，吓一跳，以为台湾满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个警察国家；他们不知道，那是学生。你会说，可是这些和“贫穷”没什么关系。是的，这种美学的单调和品味的统一，和贫穷的关系少，和威权政治的关系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当威权政治和贫穷一起洒下天罗大网把你罩住的时候，品味，很难有空间。因为，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每一件，都正好是贫穷所吝啬给你的，也是威权政治所剥夺于你的。

    另一种贫穷

    安德烈，你是否开始觉得这样成长的母亲挺“可怜”的？那你就错啦。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过去，是我们必须概括承受的。那么你必须“概括承受”的过去，是什么？你所成长的国家，人均收入是30579美金。培育你的是一个民主开放、文化多元的社会；你的父母都有博士学位（尽管“博士”可能是100分的笨蛋或流氓）；你属于那种还不到15岁就已经走过半个地球的“国际人”；你简直就是一个被太好的环境宠坏的现代王子。品味，太容易了吧？但是，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这太好的环境赋予了你美感和品味，那么它剥夺了你一些什么？你的一代，是否其实有另一种的 “贫穷”？

    MM

    2006-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