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宜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告诉征集组的同志，她妈妈王士琴献出的文具罐，是野檀木的，原先是斗蟋蟀用的“蛐蛐罐”。五十年代时，她曾在伯伯的办公桌上见过。秉宜献出的是一件总理穿得很破旧，已经换了衣领和衣袖，肘部还打上补丁的白衬衣。舒理间，衣服里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周总理拉着一位小女孩，正在观赏盛开的牡丹。这是一张总理什么时候的照片呢？照片上的小女孩又是谁呢？秉宜告诉征集组的同志，那还是一九五二年，我们国家刚刚从废墟中矗立起来，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帝国主义者却互相勾结，对我们政治上实行孤立，经济上实行封锁，还悍然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在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西花厅的灯光彻夜不灭。工作人员都担心总理的身体，可是谁也无法劝说他休息。于是，大家设“计”，利用一个星期天，把秉宜请来。秉宜小名叫咪咪，当时只有七岁，刚刚上小学。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点”，她走进西花厅，就扑向总理喊道：“伯伯，您好！”正在忙碌的总理见是小侄女，大悟似的说：“哦，今天是星期天，咪咪放假。”“伯伯，我要你带我去看牡丹！”“不，你看，伯伯正忙呢，你自己去看吧。”总理说着，又去看文件了。“不嘛，我要伯伯陪我去”，秉宜一边说一边装出要哭的样子。总理的侄儿侄女虽住北京，平时却很少到他这儿来，他自然不愿让他们伤心。这才放下手中的工作，挽起秉宜的右手，来到中南海的瀛台，观赏盛开的牡丹。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却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回忆到这里，泪水悄悄地从秉宜的眼中流了出来。征集组的同志听了，禁不住眼圈也红了。

    作为周恩来的终身伴侣，邓大姐也以个人名义向纪念馆寄赠了五本书。这五本书是：彩色影印本《周恩来手迹选》、画册《周恩来的青年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和《不尽的思念》，以及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念与回忆》。大姐原本想在每本书上签个名、题个字，无奈她年事已高，握笔的手抖个不止，只好遗憾地作罢。

    <er h3">三

    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得悉淮安筹周恩来纪念馆的消息，远在老区的江西省吉安市的一位金融工作者戴仁和心情十分激动，他本是位古今钱币的收藏爱好者，可是当他发现一份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由周恩来、张爱萍联合发出的《告少年儿童书》时，当即花钱从那位农民手中买下，毫不犹豫地献给了周恩来纪念馆，这是一份存世五十八年的珍贵原件档案。

    洛阳拖拉机厂送给纪念馆一张一九五九年周总理到该厂视察的照片。民族出版社向纪念馆赠送了该社出版的所有关于周总理的书籍。童小鹏同志向纪念馆赠送了《童小鹏摄影画册》。出生于淮安的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过去曾多次受到周总理接见，还专程回到故乡淮安，送来了当年周总理接见她时拍下的照片。

    在北京北太平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征集组的同志提出购买一部该厂刚刚拍好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的拷贝。不巧的是，拷贝刚刚发行完毕。“还有办法吗？”看着史料征集组的同志满脸企盼的神色，五十多岁的生产处长说：“既然纪念馆需要，哪能让你们空手而归？”他当即下达生产任务，破例为一部拷贝开机生产。

    征集组的同志跨进了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病逝于北京。宋庆龄认为北京是她最伤心的地方，而不愿去北京。周总理十分体谅、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为邀宋庆龄北上建国，亲笔写了邀请信，还在北京亲自选了一块地方供她居住。周恩来的这封邀请信，宋庆龄故居一直视为珍品。当征集组的同志说出来意，管理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