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与莫里斯一起在拍摄现场喝茶

    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年，当我母亲与罗伯特·沃尔德斯开始交往后不久，就传来了外祖父患上重病的消息，医生说他已经坚持不了太长时间。自从他们在都柏林的那次会面之后，我母亲只见过外祖父一次，那次他来到我们在瑞士拉佩西堡的家，在这里住了一两天。我相信是我母亲邀请外祖父来度假的，她有一种愿望，希望外祖父能与我相见，希望他来看看我们的生活。不过我当时实在太小了，对外祖父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只记得他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于是我母亲第二次去了都柏林，这一次罗伯特陪着她。从医生那里母亲知道外祖父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很快，因此她决定留在那里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亲，看看外祖父住的地方。然而那个时候的外祖父已经神志不清，他不断谈自己的马，实际上他已经一匹马都没有了。在我母亲的很多传记中，外祖父都被描写成一个出色的银行家，然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工作上努力过，这也许是最可悲的一点。除了工作，在其他的方面，不可否认，他是十分出色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且有天赋。他是一个出色的驯马师，也通晓驾驶滑翔机的所有技巧，掌握了很多“不实用”的科学知识，并且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然而尽管外祖父能够说13种语言，他却始终无法与自己的女儿很好地交流。他只是告诉罗伯特，母亲对他而言是多么的重要，他为自己当年没有能够更好地扮演父亲的角色而感到多么的后悔，而如今，他为自己的女儿感到非常骄傲。在外祖父去世前几天，母亲和罗伯特离开了爱尔兰。她没有留下来等待参加外祖父的葬礼，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外祖父还能够坚持多久，而且也不希望引来媒体的关注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在母亲找到她的父亲之前，许多媒体为了增加母亲身世的传奇色彩，就已经以确凿的证据报道她的父亲早在她幼年时期去世。母亲也借机把这段历史深深地埋了起来。从很多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两次婚姻似乎源自于同一种动力，第一次和我的父亲梅尔·费雷，第二次和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延续。这两个人在情感上都有童年时代留下的伤疤，他们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充满才华并且控制力极强，但是却都不善于和孩子交流，在那个年代，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和社会角色的认知。“情感上的饥饿”是食物无法缓解的，在母亲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那些年，她总是这样形容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总体而言，费雷和多蒂是同一类人。也许是因为母亲有过相同的遭遇，出于一种本能的渴望，她希望与自己的丈夫分担这种遭遇，同时希望能够合力弥补这种断裂的血缘纽带。当她发现自己无力去帮助这些男人的时候，她一定非常失望。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事:就像生长在阴暗处的树木，尽管见不到阳光，它们的树枝还是会千方百计地向阳光的方向生长。来自我母亲童年心灵深处的那种渴望被拥抱的声音总是环绕在她身旁，她总是无法理解别人对情感为何会有不同的态度。母亲浪漫的天性让她做不到主动去要求得到什么，虽然她内心深处是如此的渴望。她希望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就像她非常喜欢收到鲜花，但是从来不主动要求别人送给她。我相信，一个孩子与他的父母最初建立起的互相信赖和亲密的关系，将会决定他此后一生中情感世界的色彩。我们是否能够与父母做到坦诚相见，将很可能影响到今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爱人。如果这种最初的情感交流并不完整，那么我们此后都将生活在一种情感匮乏的状态中，这种匮乏是他人无法填补的，当我们和他人在一起时，我们就会忍不住心生抱怨。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封闭了对她的感情，外祖父甚至抛弃了母亲和外祖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当母亲尚年幼，尚还需要父母的爱时，却面临着这种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