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在罗马的市场与母亲及安德烈。

    在我阅读大量的资料、文章和几百份报道时，我发现了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先生的一篇演说，母亲把下面的部分特地划了出来。47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给了400万美国人工作机会。第三世界的需求和经济增长正在以我们两倍的速度发展。目前，这47亿人占有着世界生产总值的18%。25年后，这个数字会达到30%。但是在他们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在污染着我们的空气、水和环境。谁将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是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们。环境的恶化必将在人类准备采取措施对付它之前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开始了。臭氧层的空洞就是最好的例子。为什么美国要承受环境问题的冲击呢？因为美国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55%，就像日本占有远东经济总量的75%一样。如果你把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就能占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约90%。她问过：“你痛过吗？如果有，你一定记得如何用止痛药去消除疼痛。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47亿人，正在经历着另外一种痛苦：失去亲人、饥饿、病痛、干旱、战争、卖淫、享受不到人权、酷刑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在尽力地维持自己的尊严。”当我看到那么多人类的灾难时，禁不住开始咒骂起平时的自己。但是我确信，无论是沃尔芬森先生还是我母亲，在提出这些重大问题时，都没有任何的讽刺挖苦。相反的，他们是以从那些穷人身上发现的单纯和高贵的心态来讲话的。意大利有一句谚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村落。母亲非常喜欢这句话。无论你到任何地方，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沃尔芬森先生在成为世界银行行长之后，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内走遍了世界上的85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我了解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全世界的人们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中部非洲贫穷的村落，还是巴西的贫民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未来。我了解到的第二件事情是，那里的人们都不希望得到施舍。他们希望得到的是机会。我觉得，居住在贫民区和贫穷村落里的人们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我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和贫民区以及农村的人们打交道上。实际上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你怜悯的群体。你也许会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而怜悯他们，但是他们拥有巨大的内在力量。这是以前我所不了解的。我以前也常常旅行，但是只是出没在宾馆饭店或者游乐场或者其他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农村。我从信件中从来无法得知，一个位列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竟然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上，他们的帝国统治的地域竟然远达埃及。我从来不知道，中美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如果我们给这些人民机会的话，他们会交出令人惊异的答卷。我感到悲观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之中，蕴含着改变命运的能力，但是却没有人去支持他们。我对人民有着超出以往的乐观。我相信人民，但是却对世界各国的国会中的争论有着非常明显的失望。我们的国会，将事关未来的话题抛开，只关心眼前的选举话题。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整个世界都缺乏能够放眼中长期的领导力。大部分人也不关心，因为他们看不到。我这些话也许就像旷野中微弱而无力的嘶喊，我的银行中的10000名同事也是，但是，根据我超过60年人生的经历，我还是要说，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事业，将使得我们子子孙孙的生活变得不同。我绝对不怀疑这一点。有趣的是，尽管母亲深深被这些话打动，但她从来不会把话讲到那种程度。她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非常尊敬，她相信这些人是解决问题的领导者和舵手。母亲对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有着正确的评估。她知道有些事自己办不到，但是她知道她能做什么。人道主义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对她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一门和做演员完全不同的学科。她努力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