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