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25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25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25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