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他唯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型。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