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每人给一本书写序。他自告奋勇，要为《共产党宣言》一书写序。

    不过，在长沙，他们只是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召集他们，读一段书，论一段，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写好序言。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此书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写了《再版前言》）。

    “这是在给我编！”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听说，中宣部也在编这个东西。”

    陈伯达吃了一惊。他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编《毛主席语录》。

    在陈伯达看来，不论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是中宣部，都没有资格去编《毛主席语录》，最权威的编者理所当然是他。何况，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岂肯把这杆大旗拱手让人！

    回到北京之后，陈伯达马上找人，着手编选一本最富有权威性的《毛主席语录》———

    “理论家”最喜欢赶浪头，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电子中心论”转移到新编《毛主席语录》上去。

    不过，他编的《毛主席语录》尚在进行中，便被来自上海的惊人消息打断了，以致他再也没有心思把新编的《毛主席语录》编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