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与江青互相利用
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5位“秀才”开会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的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
毛泽东的谈兴确实很浓,话题广泛,思维活跃。谈着,谈着,他谈起了《红旗》杂志,陈伯达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所载邵友勋(引者注:朱波的笔名)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在对邵友勋的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非常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话———虽然毛泽东是在那里趁兴而说: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向来“跟准”毛泽东的他,心中有底了。
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为陈伯达向她献媚感到兴奋。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阎王”完全不同的态度,从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本来,那天毛泽东跟陈伯达等人只是工作漫谈,艾思奇和关锋也只是按平日的习惯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备今后参考,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田家英那天也记了些,不过不是每句都记,只记了一些重要的话。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有人知道了,曾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其实,田家英这话,只是托词。1959年在庐山上,他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删去了毛泽东谈论这两篇文章的那几句话。
※ ※ ※
纪要印出来了。
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看没有那段话,先是吃惊,继而震怒。因为他们要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江青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陈伯达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很快地陈伯达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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