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谓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固然正是他晚年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陈伯达作为《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