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