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