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告诉笔者，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5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

    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是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陈伯达签发，拼在第一版。

    也就在6月1日晚，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被任命为工作组组长，急急派往北大。

    原北京大学工作组第一批成员之一的时友人先生，在1996年3月28日从北京给笔者来信，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本人即为该工作组的第一批成员，随张承先同志于6月1日晚上入驻北京大学，直至8月初全体撤出。

    当时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学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时多在家听完中央广播电台播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蒋南翔部长办公室，说有重要任务布置，我立即随来人一起回办公楼，蒋南翔部长即向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当日下午中央决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组长为张承先，副组长为刘仰峤（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成员皆为高教部干部共4人，即杨惠文、黄圣骅、白晶和我，并要我们立即出发去北大向张承先和刘仰峤同志报到。我连家里人都没能打招呼就走了。到北大后，当晚就在礼堂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北京新市委的决定，由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紧接着中央又从国务院部委、各省市和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参加工作组，形成校、系两级机构。

    6月2日，陈伯达“接管”之后出版的第2张《人民日报》，火药味比6月1日更浓。

    这天，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另外，还发表了一篇唱“左”调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