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虽然讲话的主题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内中批判了“血统论”，却是应予肯定的。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血统”未必“高贵”，接着，陈伯达深入地批驳了“血统论”：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值得提到的是，在1966年12月，一张署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出身论》，成为又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力作。1967年1月28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创办的《中学生文革报》刊登了《出身论》。《出身论》首先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地错误”。

    《出身论》指出，过分强调家庭出身，“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这是“不公正的现实”。《出身论》指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如“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后来，《出身论》受到追查，这才查明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学的学生遇罗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遇罗克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直至1980年，遇罗克一案才得以平反。陈伯达在“文革”中做的另一“好事儿”，就是反复向红卫兵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在“血统论”盛行的日子，“红五类”们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先是用巴掌、用拳头，后来发展到用皮带，对“黑六类”进行“武斗”。打人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时候，江青为之推波助澜，于是“打人风”迅速在全国蔓延。周恩来，陶铸、陈毅等，多次发表讲话，要求迅速制止武斗。

    陈伯达所起草的布告，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发出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1966年11月2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一《重要通告》，并加以下按语：

    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