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波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起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甚至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还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组。上海的学生、工人起来驱逐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强调：“北京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上海派工作组是对的！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向来是正确的！”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上海兴起。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炮轰陈、曹，如同北京炮轰刘、邓。陈，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在陈、曹之中，曹是炮轰的重点。因为陈丕显在1996年3月查出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29岁的王洪文，成为上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云人物。他组织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们，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他被推选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到会，予以“承认”。曹荻秋没有理睬。会后，王洪文带领几千工人造反队员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见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为曹荻秋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明确答复，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是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的。

    王洪文带领“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闹了一夜，还是见不到曹荻秋，便鼓动造反队员们“进京告状”！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队冲入上海北站，抢上列车。上海北站秩序大乱。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告诉笔者：考虑到上海北站地处闹市，“工总司”在那里闹事影响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决定发车。原定把列车开到苏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闹事者远离上海市区。但是列车启动后，上海铁路局考虑到停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境内的安亭车站更合适些，于是，那列装满“工总司”造反队员的列车便驶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里。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岂肯善罢甘休？“司令”存心扩大事态，在11月10日中午拦住了上海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那一段铁道是单轨，十四次列车停在那里，沪宁线便阻塞了！

    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爆发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乱还只是乱在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从“安亭事件”开始，“文革”之乱造成工交生产瘫痪，使大动乱升级了。

    告急电话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是可以的。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据王力回忆，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他的电报的调子，跟写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