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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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

    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项“叛徒”之帽，让王烽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

    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运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引者注：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