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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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回到云南，阎红彦便处于造反派的猛烈“炮轰”之中。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头目黄兆麒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到会接受批斗。

    为了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在当天下午5时，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个军事要地———小麦峪。

    小麦峪离昆明大约20里，那里山势险峻，是一个秘密的军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时，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响起北京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王甸，一听电话，啊，来头不小：“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要找阎红彦！

    王甸当然知道阎红彦的秘密行踪，便给小麦峪挂电话。

    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听说陈伯达来长途电话，不敢怠慢，叫醒了阎红彦，问他接不接电话？

    “把电话接过来！”阎红彦翻身下床，拿起了电话耳机。

    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响起了难懂的福建话。阎红彦实在听不懂。汪东兴正在陈伯达那里，临时由汪东兴充任“翻译”。

    陈伯达的话非常刻薄：

    “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一听，肺都气炸了，激动地大声道：

    “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大骂阎红彦“顽固”，他说：

    “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写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陈伯达说罢，挂断了电话。

    陈伯达一席恶语，伤透了阎红彦的心。

    阎红彦无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间里，对云南省长周兴诉说了刚才陈伯达打来的电话。

    “我要进城，去见那些造反派！”阎红彦气呼呼地对周兴说。

    “到天亮再说吧。”周兴劝慰他。

    “杀我者，陈伯达、江青也！”阎红彦恨恨地说出了这句话。当时，周兴未听出他话中的特殊含义。

    清晨4点多，小麦峪响起汽车轰鸣声。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阎红彦在小麦峪，从昆明赶来捉拿。

    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

    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是笔者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