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方纪，均被当时的天津报刊称之为“陈伯达在天津的死党”。1968年初，王亢之在被江青点名之后自杀。在自杀之前，王亢之留下遗嘱，把他所珍藏的宋版古籍送给陈伯达。

    1979年初，身在秦城监狱的陈伯达从报上得知王亢之平反的消息，马上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把王亢之送给他的两部宋版书，交还给王亢之家属。

    陈伯达还回忆起，在“中央文革小组”，他与江青互相“回敬”：“我看不起你！”陈伯达说：

    可能是在1968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

    江青提出：“你要逼死一个文艺编辑。”

    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什么文章，怎么会是我要逼死他？

    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

    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作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怒。我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样的借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这些事只是当时听说，没有做任何事实查对）。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踏。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在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

    “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xx（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不断与江青对吵。但是，陈伯达不能不容忍江青，这全然是因为江青是“第一夫人”：

    一家报纸有一个不懂事的管照片的青年，找了毛主席一张像片，又找到江青一张，就拼凑在一块。据说，这是那个文艺编辑授意的。我原不知道这事，有一次开会后听说过，也没有再去询问。但有一次会议时，江青忽然对这张像片事发言，大意是：“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

    我插了一句说：“你说我要逼死他，谁敢给你说？”

    江青便大声说：“你造谣！”

    周总理接上一句：“你是说过呀。”

    江青就跟总理对顶起来。

    这时我离开会场，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又要进会场。周总理说：“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觉得可不再参加会议，就回到住处。

    当夜，有两位同志来，一个当时在总理处管警卫工作，一个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一见，就觉得总理的高义盛情，深为感动。我说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