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月3日发表的《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确如李先念所说，“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从档案中查到这篇社论的原稿，是王力的手迹。那瘦长的字、僵硬的笔划，一望而知是王力写的。与王力共同起草的是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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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经“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社论的题目，是陈伯达亲自拟的。可是，在周恩来责问陈伯达、康生时，这两位“大秀才”居然当面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没看见”！

    谭震林还责问陈伯达：“阎红彦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逼死阎红彦？”

    陈伯达只好沉默着，不敢回答。

    张春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张春桥此人，颇有心计，精于权术。在他看来，怀仁堂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且陈伯达、康生表现出“右倾”、“退让”。正因为这样，他甩开了“中央文革”的这两位“组长”、“顾问”，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三个人直奔江青那里。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人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话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

    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江青这个人的特点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时像只小猫似的，躲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一出门，她就对一切都发号施令。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引者注：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从2月10日，直到2月16日夜，陈伯达一直处于下风劣势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