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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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发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揪军内一小撮！”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也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文革”看来，武汉能够爆发“七·二○事件”，“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

    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揪武汉“军内一小撮”便扩展为在全国“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宣传“中央文革”的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是“文革”的“第三战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最擅长的莫过于制造舆论，就在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送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报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人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

    7月24日凌晨3时，陈再道等奉林彪之命进京“开会”，刚刚到京西宾馆，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围攻。

    “中央文革”决定在北京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这个决定是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讨论作出的。最初是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可是，他们一看上海发来的“慰问电”声称“百万人大会”，觉得北京只开10万人大会太不过瘾。

    “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戚本禹说。

    “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了100万人吧？”陈伯达问。

    “号称百万嘛！”戚本禹说。

    “行，报上宣传就称百万人大会。”陈伯达道。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拟出席大会的，现决定参加。林彪在电话中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

    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林彪的电话，使“中央文革”倍受鼓舞。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韩爱晶便分别鼓动他们所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开展声势浩大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谈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