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自己脸上贴金，仿佛“先知先觉”。

    江青聒聒噪噪讲了一通之后，康生上场了，康生说杨成武“表面上也反王关戚，但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康生说，“二月逆流”是对“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

    真是巧舌如簧，康生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说。这时，江青连忙说：“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理论家”的演说，富有“理论”色彩。他一下子就把“文革”概括为“五个大回合”。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

    随着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纷纷揪“小爬虫”、“变色龙”。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