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李作鹏———懊恼地说：“这下子麻烦了！”邱会作———从会议记录中撕下自己的发言记录。

    刚刚还气壮如牛，转眼间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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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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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所载，25日之后的日程大致如下：

    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分组会，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观庐山。晚上看电影。”

    26、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情况，并要求吴法宪作检讨。

    28日晚，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叶群打电话安慰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副主席、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陈伯达自从25日之后，从未去过毛泽东那里，变得消息闭塞。他不知道毛泽东那里的动向。毛泽东这几日“沉寂”着。其实，毛泽东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在了解陈伯达的幕后活动，在考虑着如何“分割”林彪和陈伯达。林彪毕竟是“副统帅”、“接班人”、“第二号人物”，他的名字是写入党章的。

    倘若在庐山发动一场批林运动，震动太大了，全党、全国都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虽然毛泽东明白陈依附林，林利用陈，林是头子，陈是军师，而林、陈不能一锅端，只可分而击之。

    8月31日，毛泽东终于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总攻击。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改变了议程，转入批判陈伯达。只是因为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加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保护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副统帅”的地位。

    后来，事隔一年，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毛泽东曾多次谈及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谈得就更加明朗化了，批了林彪，也批了陈伯达。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尖锐的批评，陈伯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伯达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渴望毛泽东能够宽恕他。在庐山，唯一能够拯救陈伯达的是毛泽东。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1970年9月5日上午他平生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这是迄今从未披露过的：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了。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

    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

    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

    毛主席说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还说我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是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毛主席谈话很简短。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