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他对自己的感觉好得让人惊讶，这是巴菲特在32岁时的“杂烩的快乐”：

    据不确切的消息来源称，伊莎贝拉最初为哥伦布航海提供的费用约为3万美元，这至少被认为是对资本的冒险事业运用较为成功的一项举动。姑且不提发现一个新的领域的心理愉悦，必须明确的是，整个交易不是IBM的翻版，粗略算来，如果以4％的年复利投资这3万美元的话，到现在就会有约2万亿美元。

    他正经认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数目，都应该以最大的谨慎来投资。对于巴菲特来说，挥霍3万美元所代表的损失绝不仅是3万美元，而是潜在的2万亿的损失。

    在另一封信中，他把合伙人斥责了一通，他认为他们避税的欲望过分地影响了他们的财务计划。的确如此，人生中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人们忘记了什么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情而引起的。

    在投资王国里，什么是一个人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尽可能少地纳税，尽管纳税是为达到目标应该考虑的因素。手段和目的不应混为一谈，真正要做的是得到最大的税后复利。

    他补充道，由于人们在情感上对纳税有种厌恶从而使他们受到了蒙蔽而不能采取理智的行动，这正是巴菲特千方百计要避免的误区。“最终，”他摆明道理，“只有三种方法可以避税：①放弃资产；②把赢利都亏损掉；③带着资产进入坟墓。那对我而言过于极端了一些——甚至狂热分子也会怀着复杂的感情来看待这种解决方法。”

    巴菲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这个主题的优美音符。事实上，把这些信从头到尾读一遍，可以发现，它们是后来巴菲特旋律的预奏，单独地把每一封信读一遍，会让人们对他的乐调懂得更多，尤其使人更了解巴菲特的发展中心。

    这些写于深夜，写于其他人都熟睡的时候的信，有着一种自我发现的本质—

    —一种有些疙瘩，颇为自觉的忠实。这些信的作者表现出一种迷人的随意性，和巴菲特本人的性格完全一致。

    当然，巴菲特对他的许多读者的了解是以个人交往为基础的，如作为家庭成员或朋友。但他和他们的群体关系，即作为伙伴的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是一种抽象的关系——对于他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他自己总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合伙人，巴菲特实际上指出了什么是他内心最关心的事。如果说他在合伙关系中的工作逐渐绘出他的一幅自画像，那么这些信的背景主题便表现了他自身的品质。他用这些半年一次的书信让他的合伙人做好一切准备，让他们把各种预想和考虑与他自己的结合在一起。他在和她们交谈：

    我所做的不是要预测整个股市或商界的波动变化。如果你觉得我能做到这一点，或是认为这对于一个投资项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你就不该参加到这个合伙企业中来。

    对于巴菲特而言，他的合伙人对他的信任是相当重要的。他和苏茜如同巴菲特的助手比尔斯克特一样，把他们个人财产的90％多都投入到合伙企业之中。“因此我们是在品尝自己种下的果子”，巴菲特向合伙人做出了保证。

    巴菲特不遗余力地对他的各种运作途径事先都作出了解释，并且解释得十分具体，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误解会使一个团体走向崩溃。有一次，一个合伙人闯进巴菲特在凯威特广场的接待室，想要搞清楚资金到底投向了什么地方，巴菲特此刻正在和一位名叫比尔。布朗的银行家会谈——比尔后来成了波士顿银行的主席。因此他对秘书说，他现在很忙。过了一会秘书又回来了，说那人坚持要见他。巴菲特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对他的秘书说，“抬高价格把那家伙挤出合伙企业。”巴菲特转向布朗说道，“他们该知道我的规矩，我一年只向他们汇报一次。”

    巴菲特从不企图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