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目前的条件下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沃伦。巴菲特，给合伙人的信，1967年10月格雷厄姆这辈人退休了，随之带走了对大萧条时期残酷的记忆。华尔街觉察到年轻一代人的崛起，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29年时尚未出世，同时也对上一辈人无穷无尽的回忆十分厌倦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大崩溃之前的狂乱岁月没有任何记忆。对他们而言，投机是无可厚非的。60年代牛气冲天的股市对于他们就像初恋一样充满新鲜感，甚至连他们交易的股票都是新的——电子发行，庞大的集团，小的成长股票。所有这些都要求一种忠诚，似乎此时，只要忠诚就足够了，股票在纷纷上涨。

    当巴菲特的基金规模还很小时，这些对他丝毫没有什么干扰，但当他的资本扩大后，巴菲特却逐渐不安起来。拥有更多的现金可进行投资而可做的交易越来越少这两方面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他对自己必须在压力下想出新点子以至于逐渐把弦绷得太紧的局面牢骚满腹。的确，他在60年代晚期写的信读起来就是一部岁月颠倒的编年史。在华尔街变得更加兴高采烈时，巴菲特却更加狐疑了。

    在1966年初，他迈出了决定命运的一步，关闭合伙人的企业，并将它变①成了新的账户 ：

    只有唯一的方法能使这一举措发挥效用，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它。并且我也提醒苏茜，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孩子，那还得靠她为他们找到一些其他的合伙人。

    在巴菲特关闭他的阀门的同时，华尔街却开始洪水泛滥，越南战争推动股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当年青人都在街道上列队行进时，他们的父母，则看到了战争带来的扩张的影响，纷纷在证交所排起了长队。共同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了1000点大关。它曾在另外三次又达到了心理大关，但每次都在这个充满魔力的数字下收盘了。

    然而，到了1966年春天，市场跌入了令人目眩的深渊之中（新投入的资金都陷入恐慌之中），于是投资者们逐渐把注意力放在短期投资上。

    巴菲特的某些合伙人打电话给他，提醒他市场走势还会更高。对于这些电话，巴菲特都一一驳回了，他提出了两个问题：①如果他们在2月份就知道5月份道。琼斯指数将达到865点，那为什么他们当时不让我进入市场呢？

    ②如果他们不知道2月份以后的3个月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他们怎么会知道5月份的情形呢？

    毫无疑问，合伙人的这类建议只有到未来十分清楚的时候才有说服力。

    由于某种原因，市场的评论家们往往有一个特殊的盲点，他们习惯性地假设一旦当前时刻的“不确定性”被指示出来了，他们就会对直到判定为止的未来一段时期有一种清晰的观点。而事实上，就算他们无法预测目前的不确定

    ① 巴菲特也受到联邦证券法的制约，它规定合伙人企业只能有99 个合伙人。据他的律师丹。莫纳说，投资

    于他的人的个数远远超过了99 个人，但并没有超过99 个“合伙人上限”——他的解决办法是把一大堆投资者算成一个个的小实体。“这是符合法律的条文规定的”，莫纳说，“我不知道这个条文的真实意义。”

    性，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未来前景不会有新的乌云笼罩。

    让我再重申一遍：对我而言未来永远是不明白的。 （如果你觉得后几个月局势很明显，给我们来个电话——或者，就此事而言，未来的几小时也同样如此。）

    巴菲特尽量避免对股市进行预测，同时也绝不按人们的观点来买入或卖出股票。他更愿意尝试着去分析单个公司的长期商业前景，这得归咎于他对逻辑推理所有的偏见。一个人可以“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