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菲特加入《邮报》董事会后不久，他又重新对另一个老牌号的公司产生了兴趣。这家公司不仅在华盛顿历史悠久，而且早在巴菲特年少时便很有名气了。当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敞开GEICO的门时，它还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随后的几年中，它成长异常迅速。洛里默。戴维森，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个周六耐心倾听巴菲特提出问题的人，已经晋升到了主管，而GEICO也一跃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商。

    然而，在70年代初戴维森退位以后，GEICO有了新的管理层，公司的气氛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拉尔夫。C.佩克领导下，承保人们被新出台的“无过失”法律以及逐渐爬升的通货膨胀率折腾得焦头烂额，佩克努力想克服这些问题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于是放宽了公司只接受低风险驾驶员的历史性政策——甚至于在总体上还保持低价格。自然，赢利额升高了，现金也滚滚而来。

    暂时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显得十分美好。令人遗憾但也一直不足为奇的是，高风险驾驶员开始琢磨着获得更多的要求权，另外，通货膨胀也引起GEICO所保险的汽车修理费用的成本提高了许多。

    更糟糕的是，GEICO的管理层没有足够的资金留存来弥补损失，在1974

    年到1975年的15个月的紧要关头中，公司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否认，贬抑或是欺骗的态度——不仅对华尔街，还对它自己。依旧在位的洛里默。戴维森抱怨说公司被搞垮了，但是，甚至连他都没意识到情况究竟有多么糟糕。

    当董事会保留了一个独立的保险核计公司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1975年圣诞节前一天，我们收到了报告，它可真是件圣诞礼物。我们有了千万的亏空需要弥补——而令人惊恐万分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笔钱。

    1976年之初，GEICO宣布前一年份的损失额达到了惊人的1亿2600万美元。1974年时的股票曾创下每股42美元的记录，而如今只标到47 8 元。

    自从巴菲特售出手中持有的少量的GEICO股票以来，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他心里一直怀着一个秘密的心愿，想要大规模地重新投资于这个公司，就如同他对《华盛顿邮报》所做过的一样。对于理性化的巴菲特来说，他对自己的过去也许是有点多愁善感（尽管在股票很贵时，他并没有昏头昏脑地投资于GEICO），现在，GEICO股票很便宜了，并且它陷入了一场很大的麻烦之中。而且，当巴菲特在加州时，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还有一些积蓄在GEICO股票里。于是协助挽救这家公司便带有一种双重的意味：跟随格雷厄姆的脚步，拯救他的公司。

    这时候，格雷厄姆和情人马洛正在过着一种宁静朴素的生活，一半时间呆在拉霍亚，另一半时间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森。在他80大寿聚会上，他全家人都来到了拉霍亚，他满怀深情地回顾自己往昔的生活，却丝毫没有提及他在华尔街的事业。他谈到了自己从美学、文学、艺术以及许多女性同伴那里得到的快乐，还像个孩子似地回忆起早年时见到马克。吐温的情景：“他容光焕发，穿着白衣服，还有头银白色的卷发。”但是，格雷厄姆并没有对股票丧失兴趣，他在拉霍亚有一个账户，尽管他很少交易，但这位“证券分析之父”会来到经纪人那儿，在角落里的一张不引人注目的桌子旁坐下，读一本他所钟爱的标准普尔的书。一位前来拜访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过一本希腊语的书，而在卧室里则看到了一座罗丹的雕像。

    在GEICO陷入困境的同时，格雷厄姆叫巴菲特和他一起合著《聪明的投资人》的修订版。他们通过写信互相联系，但是巴菲特发现自己和老师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分歧。巴菲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