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高度和历史厚度的含意，一直隐藏在一条路的历史记忆里。这条路是一条古驿道，名叫“通海城路”，它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到了唐代，它的地位已经非同小可，成为南下交趾（今越南），北入滇中，再入巴蜀，西与缅甸、印度相连的交通动脉，通海即是这条交通动脉上的枢纽之地，因此，人们便以通海之名为这条古驿道命名。这一切在《新唐书·地理志》和《蛮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的云南人对这条古驿道已经有点淡漠了，一方面缘于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之后，通海的交通优势逐渐失去；另一方面缘于人们对它的误解，许多人望文生义，把它认为仅仅是通海古城里的某一条街、某一条道，从而掩盖了它作为云南古代交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概念的灿烂光辉。其实，当我们的目光重新触摸这条古驿道时，我们会发现它的魅力和力量，而这种魅力和力量足以改变我们对滇南历史的许多认识。事实上，“通海城路”自古就是一条“官马大道”，它与滇西北的“茶马大道”和“博南古道”不尽相同，即它不仅是一条“商道”，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官道”。早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就在今天的越南北部设置“交趾郡”（今越南河内）、“九真郡”（今越南清化） 、“日南郡”（今越南广治）。同时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当时，西汉的统治力量是从沿海到达“交趾郡”，又通过“交趾郡”到达“益州郡”，再通过“益州郡”来实现对云南和巴蜀的统治。唐朝初期，继隋朝之后仍在今天的越南河内一带设置“安南都护府”。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从“安南都护府”经过“通海城路”，到达“拓东城”（今昆明），从而紧紧地控制了云南，巩固了云南的统一。同时，通过“通海城路”也勾通了印、缅与“安南都护府”的联系。在南诏时代，无论是南诏国与唐王朝关系“亲密”时期，还是南诏国为了摆脱唐王朝的直接统治而发生“天宝战争”的年代，“通海城路”都是由安南进入云南的重要门户，唐王朝与南诏国之间的许多重要联系，更是通过“安南都护府”和“通海城路”来实现。特别是在“天宝战争”中，王知进率领的一路唐兵，也是从安南出发，经“通海城路”征讨南诏国。这场战争以唐王朝彻底失败而告终。南诏国因此迅速崛起，他们从大理洱海一带出发，乘势东扩，完全控制了“通海城路”所属的东南全境。为了巩固它的统治势力，南诏国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了“拓东城”和“通海郡”。这两个同时出现的城市，寄托了南诏国“远大”的政治理想，一个表明它还要继续向东拓展，一个显示它要让自己的势力通达海上的意思。这个政治理想很快得以实现，从唐大中12年至唐咸通7年（公元858—866年），南诏国的统治者率领号称十万之众的官兵，以“通海”为前沿据点，侵扰并占据唐王朝的“安南都护府”达八年之久。“通海”就在这个时期，迅速成长为滇南地区最早的城市，也是那个时候中国南方最边远的城市。

    后记 我衷心感谢云南大地(2)

    当然，作为一条黄金商道的“通海城路”，在云南历史上也辉煌了数百年。宋代大理国时期，这里已兴起纺织、铜器制造等手工业。明代在这里戌兵屯田，大批江南军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使纺织、制革、马具等手工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特别是清代后期，每日进出通海的马帮达到两千多匹，个旧销往内地的大锡、从越南进口的洋货、内地销往国外的土特产品等等，都通过“通海城路”，并在通海集散。因此，这里商业兴盛、文化繁荣，昆明所需的通海土布、酱油、铁农家具、马用皮件、马鞍架、马掌、马钉、滇南一带的中草药，以及从广州、香港运来的英国洋纱、火炮、纸张、鸦片、玻璃器具，必须人挑马驮，从这里经过。更由于“通海城路”和“滇越铁路”的存在，许多人通过“走厂”、“走夷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