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牺牲”的镜头在银幕上只出现了几秒钟的时间。

    叙述的是台湾民间的一则鬼事再添加一些编导的想象，我饰演的是被鬼魂占据肉身的女主角。我记得这部戏拍摄的时间是十一月左右，当时我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多，但是为了赶工，仍旧得熬夜到清晨。这部戏里有许多画面都需要杀生。导演为了制造血腥的场面，在剧本原有的架构之外又添加了许多杀鸡、杀鸭、杀鹅与杀蛇的镜头，甚至还准备杀猪。我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着半透明的白色纱质长袍，站在冰冷的溪水中，手上举着菜刀，跟在一群白鹅的身后，做出杀红了眼的表情。我那时和李敖刚刚离婚，正在打官司的阶段，心里已经是一肚子火了，再演出如此无意义、如此令人作呕的戏，更是火上加油。拍了几天之后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告诉导演说虽然我不必亲手杀生，但拍电影有许多取巧的技术，并不需要草菅任何生灵，如果还要继续拍这类镜头我就宣布罢工。

    当时的合约大都是一面倒向资方的，我喊罢工其实要赔上一大笔钱，然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一部大烂戏在电影院顶多上映几天就下片了，值得这样杀杀砍砍吗？后来导演权衡轻重之后决定不再添加杀生的镜头，于是保住了几头猪的命，虽然那几头猪最终还是会变成人类五脏庙里的祭品。此戏上演时树诚兄去看了，多年后他告诉我说，在这部影片里我把那名充满怨气的女鬼演得入木三分。我告诉他当时我不是在演戏，是真的怨气冲天。

    几年后在香港和一群宝贝蛋演出《大笨贼》这部戏，男主角是许冠文，女主角是我。有一场戏里许冠文幻想自己是骑着一匹白马的王子，我则是坐在他身后的公主。我们两人骑着马正有说有笑时，马儿突然受惊而扬起了前蹄。许冠文控制不住它，我顺着马屁股四脚朝天地摔在地面，许冠文八十七公斤的躯体配上重力加速度整个摔在我身上，当场我就动弹不得，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赶忙请来一位跌打名医，这位广东老太太烤了一帖狗皮膏药贴在我尾椎部位，一个钟头之后我才能站起来走动，第二天便搭飞机回台湾，第三天又赶赴新竹登台。新竹的一名年轻的跌打师父替我推拿了一个星期疼痛才有改善，但从此之后右半边身体经常隐隐作痛，直到三十多岁遇见一位气功高人——唐师父，他以徒手吸出了我尾椎部位的淤积物，疼痛才痊愈的。结果那个再度“为艺术牺牲”的镜头连一秒钟都没出现，原来整段都被导演剪掉了。

    十五年的从影历程我拍了近四十部令人哭笑不得的影片（倒是很贴近人生），以我四岁就开始看西片所培养出来的鉴赏角度，这些影片中只有《海滩上的一天》堪称佳作。导演杨德昌是我们这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比较能掌握受存在主义与个人主义影响的一代人，跟受制于拥有及物化观的上一代人之间的冲突，也较有能力处理现代女性的省思与成长。他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让我去酝酿我所饰演的钢琴家角色，同时还为我请了两位恶补演奏技法的老师，一位是尚未出道时的黄韵玲，另一位则是“胖子”范宗沛（现在已经是杰出的电影配乐师了）。他们协助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重复再三地模拟肖邦练习曲《冬风》中的一段。对于几乎完全不会弹钢琴的我而言，这真是一项艰涩的挑战，然而两位小老师的功力很高，后来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的画面颇具说服力。此外这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影也用上了我“白雪公主”程度的德文。我的发音一向称得上标准，拍摄时又有老师指导，最后银幕上呈现出来的德文对白也颇有说服力。整体来说，这部电影终于让我尝到了专业和自重的滋味。

    演员与明星生涯的真相(3)

    当时台湾的电影工业在几位新锐导演的努力之下，新浪潮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化。我记得我们在中影看毛片时孝贤正在剪接《风柜来的人》，老杨看到孝贤所采用的超级长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