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社所雇佣的摄影师决不会是等闲之辈。为Sygma图片社工作的摄影师杰克奎·兰格威曾任美联社的摄影记者达7年之久。加盟Sygma图片社后，兰格威报道过卢旺达大屠杀、波黑战争、中东战争、罗马尼亚政变等世界重大新闻，他在中东和中国拍摄的照片曾为他赢得国际新闻摄影的奖项，是一位享誉影界的摄影记者。声称被警方拘留起诉的是西方黄色小报不入流摄影记者的所作所为的说法有栽赃的嫌疑。

    热衷刊登并能够出大价钱购买名人照片的媒介都是有极大发行量和广大读者群、受广告商青睐的娱乐媒体。严肃的主流媒体也时常参与竞争，如《时代周刊》曾8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人物》曾二十多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媒体对戴安娜照片的需求是摄影师拍照的直接动力。

    每一分向摄影师购买戴安娜照片的钱都出自那些热衷于名人趣事读者们的口袋和对这些读者感兴趣的广告商的口袋。一位传媒评论家嘲讽道：只要照片、不要摄影师的读者对摄影师太不公平了。

    戴安娜死后，在白金汉宫无数向她致意的花束中，有一张没有署名的卡片写道：“是我杀了她，因为我经常买小报”。戴安娜的死像是丢给了所有热爱戴安娜、热爱买小报的人的一颗良心的手榴弹。但是把责任推诿给读者也是不公平的。小报追逐名人是为了市场需求，问题是读者绝对没有要求帕帕拉奇的疯狂追猎。这是报纸自己的选择。

    做名人常常也是个人的自我选择。戴安娜也不是生来就是名人，她有选择是做名人还是不做名人的自由。戴安娜不仅选择做了名人，而且还是利用媒介与王室对抗，她曾经故意向媒体爆料，使王室不愿看到的新闻上了报纸的头版。

    单纯地指责摄影师是不公允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摄影师、媒介、读者和戴安娜都应承担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媒体时代的怪圈中。

    法国著名记者阿尔贝·杜鲁瓦在他的一本引起轰动的书《虚伪者的狂欢节》中对这个怪圈作了深刻、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名人需要出名，就要新闻媒体的捧场；新闻媒体要有销路，就要有名人新闻；而读者往往不满足于名人愿意透露给新闻界的新闻，也想知道偷情啦、离婚啦这些名人所不愿意告诉读者的“隐私”。于是媒体就开始突破名人对自己的报道所设立的界限，进入到名人所不愿意暴露于众的私生活。而一些名气不那么响的名流，发现“适当地”暴露一些自己的“隐私”，既能够满足读者的“窥淫癖”，亦能够大大地提高自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可以弥补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不足，于是，帕帕拉奇就大大地红火起来。这就形成了“金钱=出售名流隐私=报刊发行量=名流之名声=金钱”这样一种怪圈。

    帕帕拉奇也许会因为戴安娜之死而有所收敛，但是绝对不会消失。

    在这个媒体怪圈时代，戴安娜究竟死于何人之手呢?我们耸耸肩，只好说：大概是喝醉了的司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