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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免于恐惧
    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书城》杂志曾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亏还有好文章可读。”要是搁在更早以前的年代,这个论调就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对时代不满,而且要加上一句严正宣告: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注定抵挡不住无产阶级的铁锤。

    事实证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永恒,注定抵挡不住任何铁锤。这杂志果然没坚持多久就换了东家。有一回我遇到彭伦,得知他和同伴正在主持这本杂志,我悍然说,“啊,这杂志还办呢?”彭同学是谦谦君子,自然不以为忤,我却从中又一次领悟到自己是如此不会说话,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恐怕连《书城》那样优质的寂寞都不可得矣。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孤芳自赏是很难的一件事。早就说清楚了,孤芳自赏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许,那么你除了死球之外别无前途。要说今日世界比时代可进步多了,可是左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门我能遇到贾政,明天出门我能遇到凤姐,山寨版的贾宝玉就更甭提了,几乎每个男的都是,惟独没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优点可不只在于灵魂,她可是那小说里的第一美女呀。

    我们这个世界又对自我遗弃极其纵容。老百姓讲话: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过几次类似的新闻,一个人要跳楼,底下的看客一齐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呀,于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人,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开处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经济过热,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一个社会如果对真相没有兴趣,也不容许真相的发现者好好活着,这世界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至今屡见不鲜。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登了这样或类似文章的媒体就要被一部分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想明显荒谬的指责若非来自陷害,必定来自颟顸。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义者,有“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可是在我看来,几乎全部“者”都是“狼人”的变种。

    如此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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