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南昌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且齐黄诸人已有成算，因而没有采纳卓敬的建议。

    此外还有高巍等人都提出了对宗藩的不同处理办法。

    高巍，山西辽州人，在洪武时为表彰他的孝行，曾命他以太学生试职为前军都督府左断事。曾对施政提过一些好的意见。后因断事不称旨处以遣戍，特旨许弟程代役。建文帝即位，高巍请求还乡。不久辽州知州又应诏向朝廷推举他，他因此赴吏部尚书言事，提出他的对宗藩处理的方案。他说：

    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逆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腊使人■问。贤者下诏褒赏之。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教之，三犯不改，则告大庙废处之。岂有不顺服者哉！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建议。建文帝虽然表示赞扬，但似乎无意施行。大概他过分相信齐黄的“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之类的话了。

    虽然他们提出的对付诸王的办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看到了强藩给朝廷造成的危险。

    削藩怎样下手？齐泰主张先对燕王开刀。燕王除掉，其他藩王则不在话下了。黄子澄不同意这样办，因为燕府的反迹不明。他主张先削除周、齐、湘、代诸王。这几个亲王，在朱元璋时，就多有不法劣迹，“削之有名。”另外，要问罪则应该是从周王下手。因为周王与燕王同母所生，削了周王就是剪了燕王的手足。从理论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稳妥的办法。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周王朱■也有异谋。周府长史王翰曾几次向周王进谏，周王都不听。王翰眼看祸要及身，便装疯逃走了。然而周王的次子汝南王朱有■向朝廷揭发了周王的不轨行为。这正好给朝廷提供了一个机会。朱允炆派曹国公李景隆率师北上备边，在路经开封时，猝然包围了周王府。周王被废为庶人，流放到云南蒙化，据说当时“妻子异处，穴墙以通饮食，备极困辱”。他的儿子们也都被分别迁往边远外地。这事发生在八月，即朱允炆即帝位的第三个月中。后来周王又被诏，禁锢在京师。

    六月的北平城酷暑难当，但燕府的重檐下却凉风习习。自从朱元璋死并用遗诏制止诸王南下奔丧起，朱棣就已经感到不妙了。他渴望权力，想据有皇帝的宝座，但能否达到目的，他没有把握。他有勇气，有军队，但现在马上起兵，似乎还不够成熟。这不仅自己准备不足，同时也不知道朝廷对他到底有怎样的对策，冒然出师，师出无名，会被指为叛臣贼子的。况且，朱元璋死时，燕王世子朱高炽、第二子朱高煦、第三子朱高燧因朱元璋的丧事都在南京，一旦兴师，这些人便会被扣留成为人质。朱棣焦虑不安，心情郁郁。不过正好是在居丧期间，乐得说是因为过分悲痛而忧悒成疾。这样在别人看来，也不失为孝子了。他密切注视着朝廷的动静，等待着时机。周王被废，朱棣曾为之震动，朝廷终于下手了。危险就在眼前，然而机会不也就在眼前吗？大概是为了震慑燕王或让燕王知罪吧，朱允炆勒令燕王朱棣议定周王之罪。他接到朝廷的诏书，知道这就要轮到自己了，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他明白，无论怎样作答都不会取得朝廷的谅解。但他还是回答了。他希望为周王洗刷罪名。至少是让人觉得可怜，博得一点同情。他回答说：“若周王所为，形迹暖昧，念一宗室亲亲，无以猜嫌，辄加重谴，恐害骨肉之恩，有伤日月之明。如其显著，有迹可验，则祖训俱在。”看其前半，用词极为柔软，几近于哀求，观其末尾，援引《祖训》则柔中带刚，显怀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