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放行。永乐七年四月丙戌，命编置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关口出关勘合，以防诈伪。每关一百道，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为号。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钤记，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并勘合送内府，都督府底簿付各关口。公差出关者，必得内府勘合为验乃出。无者，从守关官执奏。

    为了防止诈伪，守边军队的调动也以勘合为凭。永乐七年五月辛卯，置边城调军勘合。“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乃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为勘合，共百号。底簿比号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内府，比号簿付边将掌之。遇有制敕调遣军马，须凭勘合比号相同，方许奏行。如有制敕，而无勘合，有勘合而比号不同者，皆为诈伪。于是给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阴侯吴高、宁夏宁阳伯陈懋、宣府武城侯王聪比对勘合簿各一”。永乐十一年九月丙申，“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等曰，立边防以严内外，先王之制不可不谨。自今非有御宝文书不许出塞。虽传朕言，而无御宝文书者，皆不许。其境内商旅及公干有验者听”。

    明朝禁止军民官员与外人私相往来，所谓“人臣无外交”，虽宗室亲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既为防止“人臣”造成内患，更防止其勾结敌人泄漏军务引起外患。永乐五年四月戊戌，“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朝廷禁约下人私通外夷，不为不严。比年回回来经商者，凉州诸处军士多潜送出境，又有留居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等处，泄漏边务者。此边将之不严也。已别遣监察御史覈治，自今宜严禁约’。”同年八月庚戌，“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陈敬及巡按监察御史曰：‘人臣无外交，古有名戒。我太祖高皇帝申明此禁，最为严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祸及身家天下后世，晓然知也。今边境犹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潜住卜笼吉儿、沙迷查干诸处，诡称朝使，索取宝物，或于道途窃盗外夷所贡善马，或为商贩图利，此皆边将不谨致然。都指挥为朝廷镇守边境，御史为国家耳目之臣，皆坐视不理，可乎？其悉心廉问防闲，不可纵弛’”。

    对于边将与“外夷”的交往，防禁更严。永乐四年八月庚子，“以辽东镇守保定侯孟善所为非法，降敕切责之曰：‘将之御寇，犹犬之防盗，犬与盗狎，将何用焉，况复坏朝廷之法！姑贷尔罪。如不改过，悔将无及’”。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曰：‘尔前奏曲先卫头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肃者，既至，则当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礼，臣子无外交。虽为边将，非为警急及受命权宜行事，宜谨守常法，不宜轻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余年，未尝轻遣一人出塞外。当时边圉无事。中山王亦享富贵令名无穷。尔能遵朕训，则边境可安，尔之富贵永远矣’”。

    朝廷常常命令边将派人出境巡逻侦察。比如永乐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五千人，马千五百匹巡逻迤北”。永乐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三千人哨■迤北”。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寿等率骑兵由枪杆岭出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等会兵觇虏兵。各赍一月粮，每三十里置马五匹，以备驰报”。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归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虏俟冬欲南来圆山孳牧，尔宜严固边防。待九月尽，令郭大都为乡导，遣精骑出塞觇之’”。

    沿边驻军，除保护边内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还负担着屯田的任务。足食足兵，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国时，朱元璋就重视屯田。后来，朱元璋曾对冯胜、傅友德说：“屯田守边，今之良法。与其养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卫”永乐时期，屯田有了新的发展。永乐三年朱棣敕谕说：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养的道理，只要使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