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是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仅以阿鲁台的“骄蹇”、“携贰”、“所部侵略边境”便一再劳师远征。再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出塞，均未遇敌，更可以看出朱棣的一意孤行。

    对于朱棣的政策，谈迁评论说：

    文皇始征虏，不寝处阿鲁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鲁台则征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则征阿鲁台。十年之间乍臣乍叛，乍赏乍谴，在虎狼之虏不足责，而庙算互异，非所以昭威信于万里之外也。若曰阿鲁台侵略，则瓦剌之侵略亦见告矣。且遁在阿鲁台，迁其罚于兀良哈，曰彼党逆也……盖鹜远略，慕奇策，不欲虚其羁靮也。

    朱棣哪里骛到了远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后已！

    至于“分则易制，合则难图”这句话出自黄淮之口，并非指鞑靼、瓦剌言。永乐九年闰十二月，阿鲁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将吐蕃、女直作为自己的部属：“请女直、吐蕃诸部属其约束。”朱棣以问左右，多请许之。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独不可，曰：“此属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