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难免漠然。实际上，“中和”二字正是叶企孙和刘半农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最强音。

    “会通”一词最早见诸《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所谓“会通”即“会合变通”之意。在20世纪之初，清华园的知识分子提出“中西会通”这个口号，并非心血来潮一时所兴，而是以“中庸”为哲学基础的。

    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他的特殊贡献在于对当下的对话时代提供了理论上的阐释：他发现了以对话方式存在的文化主体，不仅强调人的主体性，同时又注重“主体间性”。这种既我又他的身份角色认定，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中和”这两个字眼。

    在巴赫金之前，西方的黑格尔哲学体系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否定和斗争，并通过否定之否定来促进或实现事物的转化。然而，巴赫金则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就像每个人都有缺陷那样，人实际上是依据他人而存在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就像王国维先生谈中西关系所说，“盛则俱盛，衰则俱衰”，这里边讲述的更多的是相同，是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和斗争。而会通讲述的也正是对立面之间的“同”和“通”。徐葆耕先生言：“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会通就是需要兼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并且找出各个侧面之间的内部联系。”而巴赫金所说的“主体间性”之间各种张力的顾盼与之何其相似乃尔！我们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能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上可以看出“中西会通”的现代性和超前性。“会通”强调“中和”，《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天地位焉。”可见，“中和”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哲学观，既是一种和谐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目标。可以这样说，“中和”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承载和寄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与愿望，它理所应当成为那个时代最重的字眼。

    既然“中和”是一个方法，正像张其昀在《中国与中道》中说，中国人“其处世接物守中而不超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恪守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的理念，就会出现那个时代所期盼的“全人格”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