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学友学习研究。在大家的心目中，叶企孙走的完全是学者化的道路。清华人曾把学生分为若干派，其中之一曰“学者派”，读来特别像叶企孙的行止，这里不妨一读：

    学者的特点，就是不但用功读书，不但成绩要好，并且能求真正的学问。他们的快乐，一半是在书本里或者实验室找到的。他们间几乎没有恋爱的生活或友谊的生活，他们也偶尔做其他的活动，但是他们认定了求学问为终身的事业。图书馆的书，他们知道得最熟悉了。他们时常借了许多同学的借书证用。图书馆里、寝室里，时常看见他们抱着一厚本课外书低着头看，还带着笔作笔记。一厚本一厚本的笔记装订了起来，这是他们最大的珍宝。他们也学得了“学者”的态度。什么问题发生，讨论之前就要先去找一个定义。有人谈到恋爱生活了，他们也要很呆板地提出爱的定义来。他们有时候不肯轻易发表意见，要等查参考书再下断语。这种读书人确乎有他们的快乐，只要今天有工夫多读些书籍，多得了些学问知识，他们便心满意足了。每逢读完了一本书，站起来伸一伸懒腰，匆匆到图书馆还了，觉得异常的愉快。即使他们又要找别家的书来参证。偶尔他自己自出心裁地有了什么好的意见，马上又要记下来……有的研究心理学，特别对于“变态生活”、“精神分析”有兴趣。有的读政治学，居然自己要拟定宪法的主张。有的研究教育，读书之外还教了许多小孩实行“实验主义”。也有的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的“数学哲理”的。他们看到爱因斯坦驳倒牛顿学说的地方，十分高兴；他们费了好几天看懂了一个公式，也是满意。还有的同实验有浓厚感情的。实验室还没开门的时候就去了，下了课还不肯就走。吃饭是小事，他们情愿牺牲，有时候也有带巧克力糖进实验室的，上午进去了，傍晚才出来。他们在学问里找到了非常的愉快。

    当然，这是清华学者型学人的共同画像，不独属于叶企孙。但叶企孙的确是那种在学问中寻找愉快的人。

    叶企孙在清华学校期间，除了参加“科学会”之外，还参加了另外一个社团“明德社”，成员有曹明銮、凌其峻、张可治、瞿国眷、许震宙、唐崇慈、吴宓、陈器、余泽兰、王善佺、刘庄、董修甲、查良钊等。《吴宓日记》1910-1915卷中有一张该社成立时的照片，18岁的叶企孙身穿青布长衫坐在同人们中间，在他身后左侧第一位有一个瘦削的戴着眼镜的人，就是吴宓。

    所谓明德社，取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句，意思是彰显美德，以达到一个完美的思想境界。

    在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儒家经典之所以能被尊重和信任，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树大自然直”。教化在一个人的幼年和青少年阶段，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方面，儒家经典赢得了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服膺。它的伦理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乃至每一个家庭。国家和民族被这种文化统一规范和训诫，引领和诲劝。从文化史意义上看，世界上也许再也没有像儒家文化这样成功的文化。叶企孙就被这种文化引领着，一心一意去做全人格的学生，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1915年暑期，叶企孙放假回到上海家中，由于其父亲此时已到清华任教，家中只剩长兄次兄，家兄们诸事杂多，无心操持家务，家中一片狼藉，有些家将不家的意思。叶企孙是三子，按说家有长子，又有次兄，诸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可叶企孙偏偏具有家国之心，觉得既是学子，就要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意识，一个人连家都不爱，谈何爱人爱国乎？于是他放下手中的学业，一个假期忙于打理家政，直到把家中琐事处理完毕才又拾起学业。我们从他1915年7月24日给同学苏民的信中可以获知这一细节：

    苏民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