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学生，他亲自出面与当时云南省主席、昆明卫戍司令交涉，要求允许学生抬棺游行，还主持组织法律委员会处理与惨案有关的控诉事件，伸张正义。叶先生同情爱国的学生运动是一贯的，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时曾暗中捐款资助学生运动，在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时，他曾到人群中去送别。

    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其后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也相继被害，叶先生却不畏白色恐怖，公开站在广场上主祭“一二·一”四烈士，并亲自出面与昆明当局交涉，要求允许学生抬棺游行。

    戴振铎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还谈到他们那次从大青山慰问归来后，请示老师是否免补因此行而缺的课程，老师回答：不可免！

    这就是清华的校风。

    在叶企孙先生身上存在着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是主张学生以学为主的，不愿自己的学生过多地涉猎政治活动而分心，不愿学生被功名利禄诱惑而学业夭折；另一方面，当国难当头，学生为国为民奋起呼号时，他又激赞有加，暗中支持。这两种看似不同向度的东西，如果深入分析，就会触及叶企孙身上最本质的部分，这就是“爱国”。爱国主义是叶企孙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质地坚硬，晶莹璀璨。虽然他也同岳飞、辛弃疾那样有着壮怀之思和冲冠之怒，但不同的是叶企孙走的却是前人未曾走过的科学救国之路。这条道路比之别的道路，要有更加艰辛的预设，卓尔不群的表现形式，更长时段的奋斗周期，还要有苛刻的外在环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