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确测定,另一项则是很少有外人知的磁学研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吴水清先生在1994年《物理实验》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物理学家(1900-1959)的贡献》里这样写道:“叶企孙在1922年至1923年间,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他将前人实验的压力最高值3001000标准大气压提高到12000标准大气压,观测到前人未曾见到的复杂现象,他还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探讨了压力与某些典型铁磁性金属的压力系数、温度系数、剩磁和磁导率的关系。叶企孙有关高压强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磁性的影响,是本世纪初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工作。”
叶企孙的关于磁学的博士论文最早发表在《美国艺术科学院院报》。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叫胡升华的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在导师钱临照先生的指导下,以叶企孙为研究课题,开始关注叶企孙在物理学和科学史研究上的贡献。胡升华在撰写论文期间,委托任之恭先生帮助查找叶先生半个世纪之前写下的这篇磁学论文t of atic pressure on ty of iron,cobalt,and nickel。任之恭先生怀着对叶先生深厚的情谊找遍了美国有关的档案馆,终于将这篇论文找到并复印出来。
从以上资料中获知,在20世纪初,叶企孙在磁学研究水平上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是磁学的故乡,但它在宋代以后就停止了前进的步伐。是叶企孙怀着一份深深的情怀,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再次攀登上世界磁学的高峰,为中国争得了荣誉。20世纪30年代,量子力学诞生之后,国外把量子力学原理运用到铁磁性理论的研究中,使磁学领域大大拓展。叶企孙还利用去德国进修的机会,专门登门拜访在该方面卓有贡献的研究者r.becker,以期获得新的知识。谈话间,双方深入讨论了磁致伸缩等问题。在国外进修的日子里,叶企孙深觉西方磁学研究日新月异,而中国若要保持磁学方面的领先势头,不能仅靠自己单打独斗,应该着眼培养自己的磁学队伍。
于是,他选择了施汝为。
施汝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磁学。1930年秋,施汝为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硕士,获硕士学位,又转入耶鲁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铁钴单晶体的磁性》被磁学界称为“在铁磁学研究领域具有基础性的历史意义”。这是继叶企孙之后中国学者获得的又一殊荣。
有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科学研究重大成果里,施汝为个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他从老师手里接过了接力棒,将这场磁学研究的马拉松有声有色地进行了下去。
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施汝为回到国内,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开辟了我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室。施汝为的团队在这里开展了磁性合金样品的制备、物相与结构的分析、磁畴纹图的观察及磁性测量等方面的磁学实验研究工作,将叶企孙当年在磁学界保持的领先优势继续延续了下去。
无论在新、旧中国,施汝为将我国的铁磁体材料研究一直保持在国际前沿水准。施汝为的团队里,以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居多,他们自然组成一个承前启后的链条。比如1952年的毕业生蒲富恪、孟宪振,前者在磁学理论上卓有贡献,后者曾跟随施汝为翻译c.b.冯索夫斯基的《现代磁学》一书。195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创设磁学专业,叶企孙亲执教鞭,又为这个团队培养了一批新的接班人。多年之后,一个叫戴道生的磁学专业毕业生这样回忆道:1956年夏,领导决定派我去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要叶先生决定我所学的专业方向,叶先生要我去他家讨论此事。他作了多方面调研,认为当时微波铁氧体是非常重要的方向,是磁学中热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