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在大陆以外地区，亦有10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人被选为欧美国家科学院院士……”

    有这样的成果问世，叶企孙当然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受。若要让他这样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心悦诚服，仅靠行政命令强行灌输生搬硬套等手段让他学习政治转变思想，而没有更大的成果证明其正确性，让他怎样转变？正是这样的缘故，叶企孙又一次采取了躲避政治的老办法，每周两天进城，就像鲁迅诗中所言“躲进小楼成一统”，他而今是躲进城中成一统，两耳不闻城外事，一心只为科学史了。

    从1954年秋天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大约有12年时间，叶企孙每周至少有3天是在城里度过的。在《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我们从他亲属的一份“揭发”材料中可以窥得叶企孙这段岁月的一些行止和他的有关科学史方面研究的一些状况——

    “文化大革命”前，xxx分子叶企孙经常在外面吃饭。叶跟工友老周约好，每月给老周一定的菜金，约定每月在家吃二十顿饭，其余都在外面吃，每周一般进城三次，两次是去科学史委员会（星期二、五），另一次一般为星期天。叶有一习惯，谁去看他，往往就请吃饭。星期天常约请别人在城里吃饭。叶常去王府井，在王府井常去的地方有：和平餐厅（东安市场内，吃饭或下午去喝咖啡并休息一会儿，去的次数最多），吉斯林（东安市场内），森隆（东安市场内，比上述两处去得少。大约在解放初期，在和平餐厅开设以前，去森隆次数较多），华宫（在东华门大街上，大约在60年代以前，去得较多。后来此店好像停业了，或是改变营业项目了，原为西餐），文化俱乐部（原欧美同学会旧址，1961年前后此处对高级知识分子有特殊照顾，去得较多。后来不大听说去了），义利（东华门大街上。他说有时去休息，喝一杯牛奶），广东餐厅（在华侨大厦楼下，有时也去）。

    除了上述王府井一带的饭店外，还经常去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与服务员很熟，1961年叶可以不拿号，有时还曾在特设的招待外宾的地方用餐），叶常去，叶说地点近，方便。

    叶一般喜欢吃西餐，喜欢找一个座位比较舒服的地方吃饭，例如和平、莫斯科餐厅。进城时一般坐公共汽车，回来时一般坐公共汽车到动物园，换坐小汽车回家。

    每天睡得很晚，常过12点。起得也晚，常在8点才起。听叶说，晚上就坐在沙发上看书，看到深夜。叶写讲义等，也都是在晚上坐沙发上写的。

    叶看书很杂（主要围绕科技史）。对于科学杂志，好像从不有系统地看，也不做卡片。往往看到一点，就跟别人谈。往往使人产生一种假象，以为叶知道的东西很多，很广泛……有客人去，叶往往不看对象，大谈他最近看到的东西（例如：白薯何时从菲律宾传到福建，明朝时天主教会教士带来了什么科学技术，清朝最有名的医生，《齐民要术》是什么人在哪一年代写的，沈括在军事上有什么贡献，北方种水稻何时开始等等）。

    解放前曾听他说过，他有一个很好的照相机。他还说缺钱用时可以把它卖掉。后来没有听他提过此事，也没有见过他用过这照相机。

    没有收音机。我曾向他提议过买一电视机。我说人老了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他说他不感兴趣，而且要招待别人来看，不胜其烦。

    没有手表，他说不需要。

    看戏、看电影，都是招待票，自己从未买过票。一般有招待看戏，他都去。

    叶大约在1956年（以）前，他尚未满60岁时，曾经说过，他想到了60岁就退休，想到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去看看。叶又说，年纪再大时，身体就差了，要游览也走不动了。但后来满60岁时，他就没有再提此事了。

    叶曾多次说过，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