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叶企孙的审讯，犹如一场场智力测验，有时干脆就是脑筋急转弯。在一个个证据的关节处，叶企孙的回答都带有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即使是再缺乏历史常识的人也会觉得叶企孙这个所谓的“大特务头子”，太名不副实了。有时在具体的环节里，审讯者甚至会在他的叙述里突然“失重”，会发生对自己身份的自我质疑：眼前的这个70岁的老叟，何罪之有？自己审问的是一位“反革命”还是革命者？

    这样就使审讯陷入了僵局。

    于是专案组就把注意力集中到对外调查上，以期获得大的突破。

    请看《中国科技的基石》书中的一组揭发材料——

    翁文灏的“揭发”（他人代笔，本人阅后签字）：

    叶在清华大学，做物理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吴有训也在那儿教书。解放以后，清华大学把学理的归为（于）北大，叶到北大做教授。叶没有干过多大事情。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位的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

    清华罗加论（家伦）当校长时，我（是）教书的，地质调查所经费困难，我是一个教授，想找个地方工作养家。美国退还国际庚子赔款资金，外交部管，罗家伦认为不对，不应归外交部管，南京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此会早已有，那时和清华有关。1927年-1929年，董事会董事长蔡源（元）培，还有我当董事，颜徽（惠）庆（死）。后来，汪靖（精）卫当头，阎西（锡）山出头打蒋介石。阎与冯联合打蒋，罗家伦是蒋介石的一派，罗家伦好像就是那个时候走的。后来，cc派的吴南轩（当清华校长），清华拒绝。南京叫我代理校长，叫我找个人。我想出个人是梅毓（贻）琦。我建议姓梅的人当校长，当时是九一八事变时。

    清华有一个校务委员会（按：应为校务会议或评议会），很有力量，当时叶在内，还有冯友兰。他们权力很大，我那时期可以做的事情很少，他们是做决定的事情的。当时罗家伦不当校长，出了一张布告：“士可杀不可辱”。叶代理校长是经过我同意的，当时有个教育部次长，叫钱昌照（在北京民革）；还有个部长：王世杰（在台湾）是cc。当时派校长很受派系影响的。

    梅贻琦很看重胡适，后来梅参加了国民党。解放时，我到法国去，梅在巴黎，他家在香港。等了好久，他得到了什么劝告，到美国去了。

    朱家骅做过交通部（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南（央）研究院当总干事。

    我与丁文江认识，丁文江做总干事设了个评议会，中研究蔡元培商量出来的，评议会推举我做秘书，院长死了，要由评议会推举3个人，蔡死了，评议会推举3个人叫蒋（介石）挑选，当时有3个人：我、朱家骅，还有胡适。后来朱家骅当了院长。南京开会，叫各校校长开会推举的评议员。总干事由院长决定，总干事权很大。头一个总干事是杨铨。杨被蒋介石的特务打死。接下来是丁文江（死）。杨是给孙中山当秘书。当时我不是党员。1937年下半年当经济部（部）长，当时通知我是国民党党（员）。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北京。1932年蒋介石他的手下人来了，联络好几个人，派钱昌照来了，联系有我，叫我们分批地去蒋那儿谈话。1932年蒋设了一个资源会，钱做副秘书长，我做秘书长，没就职。想叫我们收罗许多人为蒋的部下。1936年蒋介石做行政院长，叫我（做）行政院秘书长。做了秘书长后，西安事变（发生了），蒋被迫抗日，蒋讲：叫我参加英王的加冕典礼，实际上是叫我访问各国当权的人，问他们对中国同情否。我到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