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提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他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敝，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对敌人需采取疲敝、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关于红二、六军团的军事领导问题，电文指示“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二、六军团军分会委员名单中之贺为贺龙，任为任弼时，关为关向应，夏为夏曦，肖为肖克，王为王震。

    红二、六军团收到中央2月11日电报以后，意识到这次中央的提法“和过去的提法大不一样”，“于是电问中央”。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闻天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立即将《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全文用电报发给红二、六军团，同时也发给了中央军区和红四方面军。

    对于红四方面军，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以后也十分关注。除上面所说的及时电告《遵义会议决议大纲》之外，于2月16日即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电文说：“（中央红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转引自力平等著：《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曾于1月22日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决定“转入川西”，“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面军给以配合，“集中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2月10日：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张闻天从2月5日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短短四五天时间，从水田寨西的高坎，到石坎子，到大河滩，到庄子上，最后到扎西镇，一路行军，一路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了“回兵”和“缩编”的决策，决定了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及时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很快就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伟大战略转变的历史使命及时、有效地担当了起来。在最急迫的任务完成之后，张闻天又把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向中央红军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及时地提上了日程。

    1935年2月10日上午9时，军委纵队在扎西镇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张闻天报告的时间、地点、会议名称、报告题目均据伍云甫日记所记1935年2月10日“洛甫报告”的记录。该日记收入《红军长征日记》一书，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见该书第177页。伍云甫时任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政委，领导无线电通讯工作。

    会场临时用木板搭了个台子，连标语之类的布置都没有。参加会议的干部随便坐在长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新任总书记作报告。

    张闻天告诉大家，上月攻克遵义以后，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反对敌人五次“围剿”和西征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了错误，敌人采用的是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处，在运动战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个击破敌人，这样来粉碎“围剿”。而华夫（即李德）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作战，使我们不能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在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