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红军继续北进，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

    会理会议是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

    第一，通过会理会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下，被四渡赤水之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在运动战中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了确认。怀疑或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受到了批评。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的情况时，讲到会理会议的意义时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第二，通过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是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实践证明正确并通过争论得到确认分不开的。

    会理会议在红军长征胜利以至中国革命胜利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会理会议的进程可见，“毛洛合作”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同时应该看到，会理会议也有着明显的不足，其斗争方式是不尽恰当的。

    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评价道：“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一些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的帽子去压他们。”

    还应该看到，会理会议在毛洛关系、毛彭关系上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

    毛泽东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是“右倾”。对此，彭德怀没有申辩，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同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直到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关于刘、杨的电报，彭说，刘少奇写好以后，“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至于林彪的信，彭德怀说：在会理会议时才看到，事先“没有同林彪谈过话”，此信“与我无关”；在会上，“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对毛的指责，彭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事又成一大罪状，他才感到这种坦荡之风效果不好。彭德怀后来说：“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去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以避免挑拨者利用。”本段引文均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200页。

    张闻天是会理会议的主持人。他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自己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批评。不过，毛泽东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却一直认为是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勾结反他。这种误解一直埋在毛泽东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时才挑明。在1941年六七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要林、彭来代替‘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