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明确提出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他在会议最后作总结发言，指出：陕北苏区的战略地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进而“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据1935年11月13日西北中央局会议记录。这篇总结发言以《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当时把反日和反蒋并提的背景是：“华北事变”确实引起了国内外关系的变化。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也从中认识到，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了蒋宋孔陈等家庭和派系的利益，威胁着蒋介石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因此，蒋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上表示了转变对日政策的意向。然而，蒋当时的基本方针还是“攘外必先安内”，蒋当时积极专注的事情，还是消灭初到陕北、立脚未稳的中央红军。所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就成了当时红军的迫切任务，“反蒋”与“反日”也就不能不并提，成为那时互相联系、并行不悖的目标。

    在这里，张闻天已将笼统的“反帝”或“反日、反帝”并提的提法改变为“反日”和“反日反蒋”；“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明确地解释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显而易见，战略目标开始集中到当前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了。

    11月13日当天会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个是《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与上述张闻天在会上所作“总结发言”参读，可以认定，这两个文件无疑是在张闻天主持下写成，或者就是出自张闻天之手。

    《决定》指出：“陕甘苏区是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掠的前卫地位”，“目前陕甘苏区党前面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决定》对实现任务的途径作了具体说明：“使土地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就是“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

    《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是“不可分离两位一体的任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文件在提出战略任务的同时，还着重提出了策略路线问题。重申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在1933年1月“共同抗日三条件”之下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愿意实际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强调要运用1934年4月20日发表的民族武装自卫的“六大纲领”并使之具体化与实际化，来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反蒋运动。文件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灵活性作出了新的解说，提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斗争方式”“都应该用来”抗日反蒋。

    过了四天，11月17日，张闻天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载《斗争》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署名洛甫。收入《张闻天文集》（二）。除了对《决定》和《宣言》进行阐述和发挥之外，文章在分析当前“国内外各种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有不少极其重要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将实现策略转变，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提高到党的中心任务的位置；他明确提出为了达到“抗日”这个崇高目的，要利用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重点对象是同蒋有矛盾的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文章还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担负着“民族革